孔廟在中國古代可分為本廟與學廟兩大系統(tǒng)1。
本廟即曲阜孔廟，為孔族、孔門弟子或后世學人及當?shù)毓賳T共同奉祀，具祖廟性質(zhì)。曲阜本廟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首立于世，相沿至今近2500年。曲阜孔廟立廟最早，歷史最久，建制最為完備。
學廟即歷代都城及地方城市官方學校所立孔廟。都城孔廟往往與京城興廢相始終，一般規(guī)模較大，規(guī)格較高，突出主體殿堂，少有附屬建筑，由太學或國子監(jiān)主管官員及師生奉祀，皇帝或皇太子及各級官吏亦往之致祭。
“廟學合一”的雛形早已出現(xiàn)，其源頭可能是曹魏黃初二年(221年)“議郎孔羨為宗圣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韂之，又于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2的闕里孔廟的家廟、學校一體。再歷以東晉建康國學夫子堂的建立為發(fā)韌的都城廟學制的形成，地方學校立孔廟逐漸發(fā)展，經(jīng)北魏地方郡國學校教育制度的創(chuàng)立，北齊令地方學校皆設孔顏廟，最終定型于唐代。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3，凸顯了普及地方孔廟的官方意旨。原則上百姓不得任立孔廟，且祀禮位列國家大典，亦反映了孔廟的政治權(quán)威性。孔廟建筑于學校，明確了二者并立的不可分割，即所謂“廟學制”的真正確定和推行，誠如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所言：“講學道義，貴近廟庭”4孔廟是學校的信仰中心，學校是孔廟的存在依據(jù)。
相地擇址
孔廟興建之基址選擇不外乎二種：因城市其他舊有建筑或拆其材為之；新址新建，原有孔廟的遷建亦與此類同。前者涉及到城市中正在使用或廢棄的多種建筑類型，如佛寺、道觀、驛站、官舍、城隍廟、倉庫等。其共同特點在于原有建筑較為恢宏，基址較為廣大，符合孔廟多重功能(祭祀、教育、生活等)開展的條件，且以寺觀為最。亦有流傳至今者，如河北正定5、山西平遙6的文廟大成殿，原本皆為佛殿。
云南楚雄文廟與城市文運風水
(底圖引自：《宣統(tǒng)楚雄縣志》卷三《建置·城池》“城池圖”)
新基的選擇，則非隨意為之。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及《續(xù)編》進行統(tǒng)計，顯示孔廟選址以東最甚，次之為東南、西，再次乃處于一個數(shù)級的南、東北、北、西南，而西北最少。再將之按不同的省份歸納，地域的差異并未明顯地波及廟學選址的趨同。
據(jù)《周易》“說卦”編，八卦之圖有二：(1)乾坤居南北，離坎居東西，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2)離坎居南北，震兌居東西，所謂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宋)邵雍認為文王作易，前者應天之時，后者應地之方，故陰陽風水家皆取后者為用7。孔廟選址的數(shù)據(jù)表明，位于東方或東南方并不是偶然的現(xiàn)象，較受控于所謂后天八卦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如明時陜西韓城的祠廟布局即與陰陽五行中的禮象五形理論甚為吻合：“至圣先師孔子則廟于邑之震域，風云雷雨則壇于邑之巽域，社稷則壇于邑之乾域，邑歷則壇于邑之坎域，城隍則廟于邑之艮域。”8
宋以降，風水陰陽說已大行其道，此后的孔廟選址現(xiàn)象不出時代背景，而此前的狀況如何?檢閱史料，雖明確記載方位者不多，但“文明之方”的用詞頗為頻繁。“凡泮宮多居治廨之東南，其取文明之方乎?”9其義甚明，不僅解釋了“文明之方”的所在，亦證之古時確有將無形的吏治系統(tǒng)以選址的方式，堅實地投影于城市的構(gòu)成空間。
宋以后往往將地方科舉的興盛與否歸咎于孔廟選址，為振興“文運”，常“人謀龜筮”10、“考諸陰陽家者之說”11另擇吉地。既然各處地形地貌不一，基于不同流派和個人色彩的風水蠱惑就更加“見仁見智”了。如宋時漳州儒生對“陰陽家者流，拘而多忌，每恥言之”，然“自有龜筮以來，則有相方面勢之宜。盤庚遷都，周公營洛，皆其事也”，何以“獨于漳學而疑之”?蓋因“唐有周幾本先生者，讀書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峰，其后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謂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時君賢之，封天城山為名第山。然則漳之儒學，蟬聯(lián)不絕，蓋有端緒，夫以周先生破天荒為儒學唱”12。
當然，孔廟的選址或遷址不可能一味地顧及所謂“文明之方”的全局性因素，而對變化繁復的地方狀況置若罔聞，諸如城市地理、孔廟周邊環(huán)境、行政區(qū)劃等級變動等，皆會影響之，如13：
(1)城市地形的影響，或依山麓走勢，或困于卑下湫隘而遷往爽塏，或為交通便利。又或是借城中河湖之活水，孔廟一般建在河渠之北，南側(cè)河流恰好與廟中泮池溝通，抑或直接借河為泮。
福建泉州廟學
四川渠縣文廟的依山就勢
(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文廟》P35圖一二“渠縣文廟剖面圖”)
(2)若鄰近市場或民居密集區(qū)，其“喧囂混淆”不僅“失夫古人處士于燕閑之義”14，且不利孔廟的肅靜氣氛和教學的進行。
(3)其他的城市職能建筑的迫近遮擋，或移之，或遷孔廟。
且諸般因素，往往疊加施與。如徽州府文廟，自唐至宋“在城之東北隅”，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熙寧四年(1071年)兩遷于烏聊山，“山高地狹，不足以容眾；”嘉祐四年(1059年)、元祐元年(1086年)兩遷于南園，“瀕江地卑，常有泛濫之患；”紹圣二年(1095年)復遷“東北隅，既足以容眾，且無水患，蓋其勢不得不遷，非好異也。新學據(jù)山川形勢之勝，得陰陽向背之宜，自今以往，取高科、登顯仕者比比相望”15；幾乎遭遇了以上陳列的所有牽制16。
概括而言，孔廟擇址的所謂風水考量是較為樸素的，不似諸如陽(陰)宅堪輿中的眾多忌諱或講究，回溯風水本源《周易》即明：“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17亦可視為孔廟選址的理論注腳。或征諸《禮記》，則“獨記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與今京師郡國建學之方無所乖戾。然則位必東南，理無疑矣”18。小至縣城，“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19
對于尚未形成科學世界觀的古代社會，將孔廟定位在朝氣蓬勃的日出之向，或是山環(huán)水繞的優(yōu)雅之境，恰是古人真誠愿景的付諸方式。
清北京孔廟和國子監(jiān)空間結(jié)構(gòu)
孔廟布局方式的演變
地方孔廟的“廟學合一”，決定了其布局方式必然圍繞祭祀功能的“廟”和教學功能的“學”展開。因于城市等級和所處的環(huán)境不同，地方孔廟在建造過程中，布局方式亦有所不同，體現(xiàn)出一定的時代特征。
1.布局方式的參照標準
孔廟的廟學布局方式幾許?首先當明確參照標準，孔祥林先生對此已作必要的廓清，即“學校的主體是明倫堂，應該以明倫堂和文廟的位置關(guān)系來確定廟學的布局形式”。如此，則中國古代孔廟的廟學布局形式主要為三種：前廟后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
雖有個別特殊者，則只能算作變形，孔氏亦作解讀，為清晰便，筆者概其為五：
(1)云南建水一廟兩學，看似“中廟旁學”，實則西為府學，東為縣學，二學共用文廟，西安的一廟三學亦如之。
(2)天津亦為府、縣學并立，府學在東、縣學在西，二座文廟在中間，但廟各有專屬，即府學左廟右學、縣學右廟左學。
(3)部分廟學為追求對稱，于廟兩側(cè)分別建明倫堂及訓導署(宅)或教諭署(宅)，或是廟后建明倫堂，廟兩側(cè)分建署(宅)。
(4)廟兩側(cè)分別為學和書院或文昌祠等，如甘肅武威的原涼州府學東為文昌宮，但書院、文昌等并非國家禮制規(guī)定的學校組成部分。
(5)福建同安縣學廟庭在中間，西為泮池、牌坊，東為明倫堂，原因為擴建文廟，因廟前城墻橫列，無法前擴，遂西擴，但仍應視作右廟左學20。
此外，特例尚有山西大同，明洪武八年(1 375年)將原遼金西京國子監(jiān)、元大同縣學，改為大同府學，二十九年(1396年)以府學為代王府，而以云中驛改府學，大同縣學則“與府學共”，卻是罕見的“縣前府后”格局，不過嘉靖十二年(1533年)兵焚后，即易為“左府右縣”21。
對照明地方孔廟布局，孔氏所論已囊括所有可能的特殊情況。有學者認為左廟右學、中廟旁學是廣東地區(qū)孔廟的主要組合形態(tài)，所謂“中廟旁學”的依據(jù)為：南海學宮在清康熙間(1662～1722年)為左廟右學，至乾隆間(1736-1 795年)建成以西學署、孝悌祠、鄉(xiāng)賢祠為軸線的右路建筑群，遂成中廟旁學，且番禺、揭陽、順德、長樂、新會、增城、澄海等地皆如之22。若論點成立，則廟學布局方式的變數(shù)就不是以個位數(shù)計算了，蓋因忽略了廟、學各自組成的最核心要素乃為大成殿和講堂。據(jù)之亦明，確定廟學布局方式的參照標準何其重要！
韓國鄉(xiāng)校廟學布局例舉
北京國子監(jiān)孔廟前有南學，乃為清初擴大教學區(qū)加建使然，附屬于原有左廟右學，非為前學后廟23。不過，后者在朝鮮卻比較常見，但似無定制。而日本古代學校的形制雖簡單，但廟學布局關(guān)系卻復雜多變，且大都學大廟小，廟多偏處一隅。除上述四種布局外(包括朝鮮的前學后廟)，尚有：廟學分立、中廟旁學、側(cè)廟正學、正廟側(cè)學、廟主學附、廟學一體、廟在學內(nèi)、有學無廟(有祭孔儀式或無)等等24，其自由度頗類似于中國古代書院設置的孔廟25。日本不似朝鮮對于中國的附屬關(guān)系，如科舉的缺失，對孔圣的膜拜亦更具自主性，廟學布局游離于華夏制度的約束之外，即為一證。
引發(fā)筆者興趣的是：孔祥林先生以荻藩明倫館的“圣堂在中，西為文學，東為武學”例舉日本的“中廟旁學”，那么，中國古代地方城市的武學設置，與孔廟關(guān)系如何，是否亦有“中廟旁學”的遺珠?
江蘇蘇州廟學
據(jù)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立齊太公廟制》云：“宜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張良配享。”26可知武廟的建置地點在兩京及諸州，不達于縣，普及程度不及孔廟。且后世的武廟時興時廢，武學所附亦居無定所。
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有奏章略曰：“國家留意人才，文武并用，故有太學，有武學。今州郡莫不有學，起居飲食，月書季考，惟文士耳，習武舉者一無所豫，甚失國家并用文武之意。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庠增辟一二齋，兼養(yǎng)武舉之士。”上可其奏，但武學僅附于地方孔廟。如臺州學，舊規(guī)“東則宗學，西則縣學，后又由縣學之左創(chuàng)經(jīng)武一齋，尋廢。”淳熙九年(1182年)“郡侯遵奉明詔，屬有司相厥攸居，于是即經(jīng)武之舊廬，拓旁吏舍而廣之，設為二齋，左曰備文，右曰輔德，又于教官廨舍后隙地辟射圃，締亭其上，榜曰立德，蓋亦循其故址而鍤筑蔇茨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五十余人，采其文理之優(yōu)者聽入。月書季考，一如造士之法；講肄射藝，旬日亦有常程。州郡選戎官之精貫武技者為之訓導，給民沒官之閑田以資其廩餼。”27文武二學皆有講堂，該學可能就是“中廟旁學”的格局。但關(guān)于此類文武學或其他多學(如算學、醫(yī)學等)28并立的記載甚為稀見，或在歷史的斷面中確有“中廟旁學”的存在，但也早已湮滅于時空的長河中。此外，山西平遙縣學亦較為特殊，孔廟居中，左右為東學和西學。張亞祥先生認為“這種布局方式非常少見，是前廟后學向左廟右學過渡時期的產(chǎn)物”29。
中國古代建筑的空間組成特點是水平延展，由多條縱向軸線組成，孔廟的廟學布局亦不例外。如果單純從院落組合的視角考量，軸線可以無限擴展。但若基于廟學布局方式的參照標準，則統(tǒng)領(lǐng)空間的主軸線只有二種：廟學軸線(前廟后學)、廟軸線+學軸線(左廟右學、右廟左學)；而其他軸線僅為孔廟的輔助，且變數(shù)頗為可觀。此點乃認知孔廟空間組成的基本，須作正聽。
2.孔廟布局的時代特征
不過，目前有關(guān)孔廟布局的研究大多涉及現(xiàn)象分析，極少論其演變30。廟學布局方式是否有制？不同方式之間是否有時代和地方的規(guī)律及特色可循？
筆者雖檢得始建于宋以前的地方廟(學)142例，但僅知5例布局方式，皆為左廟右學，與唐長安國子監(jiān)類同。宋時，則前廟后學的數(shù)量明顯居多；同時期的遼、金，可知布局者僅檢得15例，其中：前廟后學13例、左廟右學1例、右廟左學1例，與宋略同。再征諸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及《續(xù)編》為基礎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前廟后學仍踞榜首，左學右廟略高于右廟左學。可能是囿于史料記載的缺乏或數(shù)據(jù)整理的繁瑣，目前尚未見有關(guān)于孔廟布局方式的必要統(tǒng)計，筆者所得雖不代表全貌，但至少可窺三種廟學布局方式采用的大致概率，即前廟后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按降序排列，且前者遙遙領(lǐng)先。
今人對于明以前大量的前廟后學現(xiàn)象，已有較為敏感的觸覺，如成一農(nóng)先生認為：在時人心目中，廟的地位已占據(jù)主導，如在可能是唯一僅存的宋代廟學圖——《景定建康志》府學圖(前廟后學)中，廟的建筑繪制非常突出，相比之下學的相關(guān)建筑則顯得局促，說明了二者的地位差異31。再如劉章澤先生的觀點為：可能不是出于禮制的考慮，而是廟學分離初期的最佳位置；朝鮮孔廟祀典源出于宋，其廟學布局亦應據(jù)宋，而朝鮮現(xiàn)存鄉(xiāng)校均為前廟后學，可推宋制32。
北宋雍熙間(984～985年)曲阜孔廟藍本《文宣王廟閣》流出皇家33，不僅為地方廟學修建提供了參照，也惠及周邊國家。據(jù)朝鮮時代《太學志》載，早在統(tǒng)一新羅時期的圣德王十六年(717年)，使臣金守忠自唐回，“獻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畫像，置于太學。”至高麗成宗二年(983年)，博士任成老自宋返，“獻宋《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34可知，朝鮮孔廟制度確據(jù)北宋為藍本，但事實上朝鮮的廟學布局并不僅限于前廟后學。
明地方孔廟軸線例舉
宋、金“闕里廟制圖”
曲阜“孔子舊宅，因廟建學，昉于魏之黃初，其間興廢不常”；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殿中丞公自牧奏“就廟側(cè)創(chuàng)學”，真宗“當許于齋廳內(nèi)說書”，乾興元年(1022年)“于廟建學，請以楊光輔為講書奉禮郎，始賜學田”35；再至金章宗明昌間(1190-1196年)，學之所在始見清晰，在廟宅東南部，東為教授廳，西為學堂36。亦即曲阜孔廟僅可作為廟的建置依據(jù)，無關(guān)廟學布局。
北宋東京國子監(jiān)孔廟、南宋臨安太學孔廟的布局又分別為左廟右學、右廟左學，之間并無必然聯(lián)系。曲阜、都城皆為地方孔廟最重要的參照系，卻差異明顯，使得推測地方孔廟布局方式不同的原因舉步維艱。前舉成、劉二氏推論皆有可取之處，再綜合地方孔廟的建設說明——《學記》，似可尋得些許蛛絲馬跡：
(1)即廟建學與城市用地的緊張
一個不易察覺的現(xiàn)象為，從已擇出的宋時25例“前廟后學”，多數(shù)亦為“即廟建學”的代表，且原有孔廟大多臨通衢而立。宋時地方城市的活躍和里坊制的瓦解，已為共識，城市中沿街用地的經(jīng)濟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情狀下，可想多數(shù)孔廟的兩側(cè)必不至于荒蕪空曠，等待“學”的到來。而通常在繁華街市的背后尚會留有開發(fā)的余地，且環(huán)境較為幽深，亦利于教學的展開。如撫州“郡城東偏介通衢有夫子廟，廟之背有隙地，輪廣余百丈”，北宋慶歷五年(1045年)“由是因其面勢建學”37。其實若擇敞址另建，廟學布局必然多樣，不至逼仄，但地方上對于興學詔令往往抱著有學即可的敷衍態(tài)度，如廣州“郡守奉行茍且，即夫子廟以為之，而其制度迫陋，不足以容生徒”38，沿街無地可用，只能偏安廟后了。不過，畢竟各地狀況不一，如：安慶府學在南宋嘉定初(1208年-)“因閱武之地迫于學宮，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辟，……更創(chuàng)諸齋于所辟之地，而廟之制始嚴”39；徽州“學之東舊為官積鹽之區(qū)，旁多隙地，乃規(guī)以其處為殿，一切加宏麗焉。且為兩廡三門，皆如今制，而易故殿為講堂，故講堂為直舍。……又為東西室于殿門外，以待朔旦及上下之行禮者”40；二者皆為利用廟側(cè)隙地建學，但慮及宋時地方城市的巨大活力，沿街閑地的出現(xiàn)概率不會太高。
(2)以建筑空間方位表現(xiàn)尊卑的參照不一
歷代都城的廟學布局并未見之明確規(guī)定，在無制可循的情況下，地方上參照中央是可信的，即“仿京校取正焉”41。如南宋建寧府學“右廟左學，前殿后閣，京邑制也”42，即為模仿臨安太學的右廟左學。且在南方地區(qū)有一定的受眾，如廣東地區(qū)最早立廟在北宋仁宗朝(1023～1063年)，但大發(fā)展卻在南宋，并以右廟左學居多。亦有改作案例，如東莞縣學“廟舊瞻之在前”，嘉定五年(1212年)“更置于學之西。”41但同樣是南宋的案例，臨安府新城縣學在嘉熙元年(1237年)得到改造后，“前殿后學，地別而廟尊，禮也。”43不僅說明了地方上對于以建筑空間方位表現(xiàn)尊卑的理解各有不同，亦反證廟學布局并無定規(guī)，如元時袁州分宜縣學為右廟左學，乃“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風水術(shù)士的所謂堪輿亦會影響廟學布局44。除臨安太學外，東晉建康國學亦為右廟左學，不過尚處于廟學制產(chǎn)生的萌芽階段，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影響力，倒是左廟右學的布局方式多為歷代都城所用。尤其元明以后，南京、北京國子監(jiān)皆為左廟右學，可能是出于“左祖右社”禮制的考慮。教化本原，一正于上，天朝如是，四方豈有不風聞而動之理?如明清兩代，皆見地方重修廟學時改前廟后學為左廟右學的案例45，但僅能說明乃以都城為參照，不代表“左廟右學”的所謂定制。
明大同府學文廟及祈祝文運建筑
概而論之，孔廟的廟學布局雖主要為三種，但其實并無定制，或參照都城，或因地之宜，或基于地方對尊卑表達方式的不同理解。清人對此已具真知：“其規(guī)制，各府州縣大略皆同，或廟學有左右、前后不同者，則各因地便耳。”46
但有一點必須明確，即孔廟作為儒學象征的崇高地位不容置疑，作為一地的精神領(lǐng)袖和教化代表，在廟學組合空間中的統(tǒng)領(lǐng)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因此，無論廟學布局方式如何變化，孔廟建設的空間原則都遵循：“文廟之建列在通衢，豈不煥然昭爍?”47廟貌務必“森然偉觀”，以使“過而望者，雖遠而數(shù)十百里，咸知所敬仰”48。
孔廟建筑配置及形制
一般而言，地方孔廟中“廟”的部分一般包括萬仞宮墻、欞星門、泮池、大成門、大成殿、東西兩廡、啟圣祠(崇圣祠)、名宦祠、先賢祠等建筑；“學”的部分包括講堂(明倫堂)、學齋、尊經(jīng)閣等建筑，同時還附屬有學舍、倉庫、教官宿舍等；另有魁星亭、文昌閣之類的祈祝文運建筑。
1.建筑配置
宋時孔廟已演進為既相互依存、又有各自獨立組成空間的建筑與院落系統(tǒng)，孔廟主體建筑為大成門、大成殿(“春秋合樂以致祭，朔望釋菜以瞻拜”)49、兩廡等，學則為講堂(“圖古之儒服、禮器于其兩壁”)50、藏書樓等，其空間定位決定了孔廟的整體格局，其他各部分功能的秩序和層次的建立均以此類控制性建筑或空間為中心展開，如欞星門、泮池等組成的前導空間即為烘托孔廟氣氛使然。
舉例觀之，如南宋的邵州學，初在“郡之左，治平四年改卜于郭門外溪水東。紹興間(1131～1162年)徙入城，今貢院是也。乾道間(1165～1173年)復徙于郭外舊址，襟抱虧殊，風氣宣泄，終不滿人意”；且“郡博士廨舍且遠距三四里，師弟子罕相接。梅潦斷橋，舟不得渡，朔旦或廢廟謁，春秋丁祭，守臣充獻官不廟宿，皆非便”。后擇址另建，為左廟右學的格局：廟經(jīng)欞星門、由殿門而入，則兩廊為壁，以繪從祀。中為大成殿，后為藏書閣。“學有重門，由東門而入，則兩廊為齋，以處生徒。中為講堂，后為直舍。錢有庫，米有廩，庖池浴室畢具。”51
尤為珍貴的是《景定建康志》的南宋建康府學布局圖，提供了圖像化閱讀的可能，且在歷來有關(guān)宋代或孔廟建筑的研究中出現(xiàn)頻率極高52：基本布局為前廟后學，空間層次多，序列豐富。釋奠部分與講堂，藏書樓等由一條中軸線貫穿，其左右可布置齋舍。最南有半璧池，池成半圓形，以欄桿環(huán)繞，池北道路東西向。路南，門三座，皆為烏頭門形制，稱前三門，相當于后世所稱之欞星門。門內(nèi)為一狹長院落，院內(nèi)正中有儀門，五開間、單檐。儀門兩側(cè)門各一，與兩座從祀所呈曲尺形圍合。儀門內(nèi)為大成殿，三開間、重檐，并左右挾屋。殿后為學，依次為單層明德堂，兩層御書閣，閣下層為議道堂，乃師生集會講論場所，閣北有一臺。府學南北中軸線前后共四進院落。大成殿兩側(cè)為生員齋舍及辦公場所，東序為說禮、進德、守中三齋，西序為興賢、育材、由義三齋。議道堂兩側(cè)有正錄、職事等辦公用房及教授直舍。此外學倉、庖廚、客位等附屬用房置于四周。教授廳在西圍墻外，其后為射圃，建有繹志亭及射靶。生祠、土地廟、御書碑等散落其間，各就其位。另，半璧池西有舞雩亭一座，當為寓意孔子及弟子在教學之暇登臨游憩之所。元大德四年(1300年)“廟學災，惟存尊經(jīng)閣及二教授廳，”七年(1303年)重建53。格局基本延續(xù)南宋，只是增加了一些祠祀建筑，如土地祠等；大成殿擴為五間，規(guī)格更高。
《景定建康志》建康府學圖
浙江慈城縣學的祠祀與文運建筑
其他有關(guān)宋元時期地方孔廟布局的文獻記錄雖較為零散，但匯總后綜觀，基本的建筑配置乾綱已定。如教授廳的設置，乃因“講堂者，利于群居而不利于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懼學者之不安席也”54。當應便利教師靜處而益于教學，雖偶見遠離學校者，但皆得到妥善的安置。前述紹州學即為一例，其他如吉州學55、撫州學56，亦然。
如此，宋元之際的地方孔廟已基本定型，觀之時人的概括性表述，甚為明了，多樣性的建筑配置恰是地方孔廟多重功能(祭祀、教學、生活等)的必然物質(zhì)體現(xiàn)。以下為郭黛姮先生對宋代地方學校的總結(jié)歸納，亦可視作宋元時期地方孔廟的概況57：
(1)祭奠先圣先師的“廟”：在宋代，不但在“廟”中要祭奠孔子，而且把祭奠范圍擴大到孔子的弟子及一些儒學家，同時，還為一些對教育事業(yè)或辦學的有功之臣，修筑祠堂，加以釋奠。宋代學宮中的“廟”較唐代有了較大的變化，增加了東、西廡、光賢祠等“從祀”建筑，一般設有大成殿，大成門，東、西廡，先賢祠等，先賢祠多設在大成殿兩側(cè)的院落中。
山西靈石靜升文廟
(2)存放皇帝詔書、御禮、御札的建筑：凡受過皇帝恩典的學校，皆有這類建筑。
(3)講堂及學校辦公廳堂：講堂是學校中最核心的建筑，但數(shù)量隨學校規(guī)模而定，少的只有一座，多的如東京太學“建講書堂四”。臨安太學有崇化堂、光堯石經(jīng)之閣。臨安宗學中屬講堂類的有明倫堂、立教堂、汲古堂等。臨安醫(yī)學講堂為正紀堂。臨安府學講堂為養(yǎng)源堂。建康府學講堂有明德堂、議道堂，堂的兩側(cè)有辦公室，教授廳設在府學西圍墻之外。
(4)齋舍：即生員宿舍。各校齋舍多少不等，大的學校如太學，可過二十齋。府學，縣學，只有齋舍五、六幢，齋舍多布置在釋奠及講堂區(qū)兩側(cè)。
(5)謝圃：供學生習射箭或從事其他體育訓練的場地。
(6)學校后勤事務用房：如“學倉”、“直房”、“倉廩”之類的建筑，多位于廟或?qū)W的兩側(cè)或后部。
明儒朱之瑜(號舜水)于公元1659年(南明永歷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日本萬治二年)亡命日本，初在長崎；后，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聘其移居江戶(今東京)，待以賓師之禮，舜水學說影響廣大。其并允日人之請，繪圖制型，傳授中國工程設計、農(nóng)藝知識等，湯島“圣堂”即按其“學宮圖說”建造而成，朱氏的敘事結(jié)構(gòu)為：大成殿-尊經(jīng)閣-兩廡-戟門-大門-明倫堂-鐘樓-鼓樓-中軍廳-旗鼓廳-學舍-儀門-進賢樓-金鼓亭-射圃-監(jiān)箭-報鼓-舉旗掌號-饌房(實籩所、酒醴所、蒸饎所、鼎俎所、烹飪所、潔牲所)-頖水-欞星門-牌位-孔廟總圖-禮器圖-啟圣宮圖-改定釋奠儀注58。很明顯，孔廟布局分別以大成殿和明倫堂為統(tǒng)領(lǐng)，亦即功能與空間兩個層面的范圍界定標準，尊經(jīng)閣更以其象征孔子定六經(jīng)的建筑性格獲得了僅次于大成殿的空間話語權(quán)。以先論各部分重要建筑再及于次要建筑和空間轉(zhuǎn)換節(jié)點(門)的表述方式觀之，頖水與欞星門的邏輯順序在孔廟之后，恰說明了此二者并非專屬于“廟”或“學”，而是整個孔廟系統(tǒng)的表征元素。舜水先生生活在明末清初，此時的中國孔廟構(gòu)成已趨于明顯的程式化，“學宮圖說”基本明示了這種內(nèi)在結(jié)構(gòu)。
日人記錄的清時縣學
(引自：(日)中川忠英《清俗紀聞》卷五《閭學》P310-31 1)
概括而言，明清以后的地方孔廟建筑配置更為完備，主要分為府、州、縣三個等級，相應的規(guī)模和標準也依次有所區(qū)別；布局圖亦繁多，一般為三進院或五進院，平面規(guī)整，以縱軸線為主，橫軸線為輔，建筑群體均衡對稱，并可按環(huán)境地勢的變化對建筑布局有所變更。地方孔廟的空間布局除主體外，一般有前導和后部兩部分59：
(清)孔尚任所作曲阜尼山孔廟及書院游觀路線
清人孔廟廟制圖示
(1)孔廟主殿為大成殿，個別名先師殿，是保留了明嘉靖九年(1530年)所改的名稱；殿兩側(cè)為東西兩廡；前為大成門，有的名戟門，因宋政和元年(1111年)廟門改立二十四戟而得名，個別仍保留明嘉靖時的舊名先師門。
(2)大成門兩側(cè)接建鄉(xiāng)賢祠、名宦祠，或在大成門前單建，如同東西廂房；大成門前設泮池、欞星門，有的池在前，有的門在前，池上架橋，有的欞星門兩側(cè)建有旁門，題作金聲、玉振等名稱；再前設照壁，照壁題“萬仞宮墻”，個別題為“數(shù)仞宮墻”。
(3)大成殿后一般設崇圣祠，崇圣祠為明嘉靖九年(1530年)增設的啟圣祠所改，屬于添建，個別孔廟因地形所限而建在他處。
孔廟中軸線上的建筑差別不大，有的還建有碑亭、禮樂亭等，或是忠義祠、節(jié)孝祠、忠孝祠、忠義孝悌祠、孝友祠、節(jié)烈祠等附祀建筑，神廚、神庫等祭祀活動的準備用房，以及魁星亭、文昌閣等祈祝文運建筑。
孔廟中“學”的部分，“其制則有堂以明倫，齋房以居士，齋夫以供役，學田以養(yǎng)廉，詩書以肄業(yè)，祭器以習禮，射圃以觀行，月課黜陟以示勸懲，其所以養(yǎng)育而造就之者，靡不詳且盡矣。”60但不似“廟”部分布局的嚴格，有一定的靈活性，大多數(shù)有南北向軸線，布置儒學門、儀門、明倫堂(講堂)、尊經(jīng)閣等主要建筑。一般為明倫堂居中，前部左右設東西廂房，堂后設尊經(jīng)閣(設于大成殿后亦較為普遍)，堂前設儒學門和儀門(前廟后學布局時一般無儀門)，地方官學只有具備這些建筑，方稱得上制度完備。此外還建有齋舍、儒學署和教諭廨(教諭辦公的地方，是學校學官)、教授廳(教師辦公的地方)、敬一亭、灑掃公所(出現(xiàn)于清，負責衛(wèi)生清潔的工作人員的辦公房和器具室)、會饌堂、庫房、射圃亭或觀德亭等建筑。
更有甚者如清時大同縣學，明倫堂后特建太乙閣一座，實質(zhì)為道教象征建筑，忝列于學，不知何故。《道光大同縣志·圖考》不作全局之觀，只圖像該閣，注曰：“《學宮圖》亦各志皆然，第殿階堂廡戟泮欞星，以及名宦鄉(xiāng)賢，凡建學之地皆無異制，可不必圖也。……(太乙閣)此間所應有，而非他處所常有也。”61在表述太乙閣特殊的同時，尤為重要的是指出了各地孔廟建筑配置的大同小異。
注釋和參考文獻：略
作者：沈旸
文章來源：中國文化遺產(chǎn)，2014年05期
原題目：《斯文圣境 ：中國古代地方孔廟的建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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